2月28日晚,电影《孔秀》来到成都举行了第二场路演活动,许多观众踊跃报名来到了路演现场,热情参与了整场放映与交流活动。当天现场还邀请到了著名诗人翟永明与柏桦,放映结束后,两位诗人分享了各自不同的电影观后感。在随后的互动环节中,观众们同样积极发言、大胆开麦,讲述他们对电影的理解与感悟;也有观众就电影本身向导演提出疑问,对此,王超导演耐心聆听、真诚作答,将其对人物与创作的理解、对人性和时代的洞察毫无保留地同观众分享。
(成都路演对谈现场,从左到右依次为:柏桦、王超、翟永明)
“这是我第一次拍年代戏,”导演坦言道,“在我快60岁时我才敢拍这样的作品,因为所有的东西都沉淀下来了。”沉淀,对每一位创作者而言都至关重要,好的作品需经得起时间的考验,同样的,优秀的创作者更要耐得住岁月的打磨与生活的历练。诗人翟永明在映后交流中感叹:“高质量的文艺片能进入电影院真的是很不容易的……像王超导演这样一直坚持下来,到今天还在拍非常有质量的、有文学性的艺术片,我觉得真的非常的不易。”
(对谈现场的嘉宾,从左到右依次为:柏桦、王超、翟永明)
的确,拍摄《孔秀》的过程是艰辛的。电影拍摄于2021年底,那时石家庄的疫情较为严重,从导演到团队的工作人员,每一个人都顶着巨大的压力和风险在创作;资金有限,如何把钱花在刀刃上、物尽其用,对王超导演而言也是不小的挑战。但所有的坚持与付出都没有白费,《孔秀》带给观众巨大的惊喜与触动。“内敛、平静、纵深感强”,这是诗人柏桦对《孔秀》的评价。“电影的每一个细节都很准确,比如因为房间很窄,(所以平时)要把床边铺板收起来,但是睡觉的时候又要把它们重新安上。……火车的声音也反复出现,这个声音给人带来一种现实生活之外的遐想。”
(现场观众)
有年轻的观众质疑影片中人物的衣服太新了,工厂的工人好像不会如此。王超导演笑笑说:“他们没有经历过那个年代,但我经历过。因为我父母都是大厂的工人,要知道在七、八十年代,大厂的工人都是很体面的。”“就连时代的变迁也是通过生活日常的变化展现出来,”诗人翟永明讲道,“(电影)通过一个女性的婚姻生活、工作状态,以及她跟子女之间的关系映照出从60年代到80年代的一种生活状态。对于这在座的很多年轻朋友来说,真的可以通过这个电影了解那个年代。”
从工人的服装到工厂里的机器,从筒子楼、读书角到排队买文学名著……道具的还原、生活的细节来源于导演的亲身经历。电影中《蓝色多瑙河》的音乐令许多观众印象深刻,“我在拍那场戏时真的是想要掉眼泪,特别激动,”导演说道,“因为在我12岁那年,某天当我打开家里的收音机,里面传来了《蓝色多瑙河》的音乐声。那一瞬间我意识到,一个新的世界要来了!”这些瞬间与画面如同一粒种子,深埋在导演的心底,经年累月、生根发芽,最终长成了一棵大树,而灌溉它的是导演从一而终的对艺术的追求和对生活的思考。
(成都路演签到现场)
许多评论家,包括现场的很多观众都认为导演拍摄了一部优秀的女性主义电影。著名艺术评论家鲍昆称《孔秀》为一部“准确的探讨女性精神世界的影片”;现场一位男性观众评价道:“这部电影是有现实的启示意义的,能让在座的所有人,尤其是男性伙伴,都能够看到女性的困境。”于王超导演而言,真实地展现一名女性在上世纪60-80年代的生命历程的确是其创作的重要内容,但除此之外,他认为这更是一次对“自我的肃清与重构”。“本质上,这是一个关于人的主体性的问题。孔秀对我来讲就是一个人、一个个体,某种意义上我跟她是融为一体的。我想要慢慢地建立起一个人格的自觉性和自省性,而这一切都是基于我对人性的反思”,导演解释道。
(成都路演放映现场)
在八十年代的文学与电影作品中,这种对个人主体性的反思与建构是较为匮乏的,正因此,导演认为“现在再想重新回顾那个时代,去重新反思的话,那就应该要从根本上去入手。”所谓的根本,导演也在《孔秀》中做出了回答。孔秀读的书、念的诗,她的表达与缄默,她的眼泪与微笑,无不展现着个体在自我意识觉醒过程中做出的努力和反抗。“我并不想树立一个完人,孔秀最后也并非以一个胜利者的姿态回归故里,她不完美,也仍然孤独。”但结尾时孔秀的微笑代表了一种强大而坚韧的精神力量——她肩负起了自己的人生。“最后一幕我是特意挑了一个非常好的夕阳拍的”,导演说道。这一幕,既是孔秀与自我的和解,更是导演王超向命运的致敬。
作者:周欣宜、高腕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