融入城市与归隐乡村的尴尬：电影《最后的心事》读解

作者：世界文化与比较文化学者--杨济余

8月25日下午，火热的土地，重庆影迷冒着42度高温参加了电影《最后的心事》重庆超前点映暨主创人员与观众见面会。映后，主创团队和重庆观众进行了热情洋溢的交流。影片最近在多地点映以来，现场互动和研讨会气氛热烈，引发了莉莉周观影团资深影迷和广大观众的好感及评议。90后青年女编导龚洵的新作出手不凡，影片令人耳目一新，通过融入城市与归隐乡村的两难选择，对老有所依、少有所为等关键问题进行了缜密思考，影片浸润着深切的人文关怀，以朴实清新的风格表达了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的“心事”或“乡愿”。

编剧导演龚洵与本文作者合影

电影《最后的心事》最近在全国各城市的超前点映引发了观众的好感和热议。青年女编导龚洵的新作出手不凡，以朴实清新的风格表达了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的“心事”或“乡愿”。这部影片巧妙融合了小津安二郎和李安的家庭伦理片手法，并展露出自己的诗化风格和温馨的人文关怀。

观众对“心事”或“乡愿”的感受五味杂陈，现场互动和研讨会的热烈气氛不亚于有火炉之称的重庆42度高温。影片主题已然超越了编导自述的初衷，蕴藉的镜语提供了宽裕的阐释空间：外出打工者回味乡愁浓郁；退休长者感叹老无所依、叶落归根；社会学家强调“临终关怀”；心理学家感悟“父慈子孝”；佛系认可“因缘和合”……我一向认为：众说纷纭往往是好作品的标志。 

电影《最后的心事》剧照

一、家庭乱套、亲情疏离的现实  

如果这部电影仅仅真实质朴、乡情共鸣，那还不算真好。该片更上层楼地具备主题蕴藉、艺术精炼的优质。其情思之沉稳、意蕴之厚重，都不像出自90后新手编导之手笔。酒要酿到52度以上，才有醇厚味道。

时代变革必然带来心理变迁，导致家庭地震强烈，老少代沟明显。当代全世界都在呼喊“男女平等”，区别在于：发达国家批判男尊女卑；中国家庭却普遍流行“阴盛阳衰”。影片中的这个平凡家庭的内部关系异化乱套，但所有家庭成员似乎对此习以为常。这并非特例，而是中国普通家庭现状的写真，中国家庭苦于父亲（男性）缺席失位、母亲（女性）僭越错位久矣！

上帝亲手缔造了人类第一个家庭——社会最小的细胞既非个体（个体太小）也非邦国（邦国太大），而是最小集体（家庭）。上帝设立了永不改变的家庭体制：丈夫和父亲为一家之主，实行问责制有序管理。中国现代家庭比古代家庭更加不幸的主要原因在于秩序颠倒——妻子（母亲）抢班夺权，僭越了家庭的法人代表。影片中的强势母亲对老公情感淡漠，连带削弱了儿女对父亲的顺服尊敬。丈夫（父亲）在家中基本没有话语权，而且在街坊邻居眼中，陈德迅也只是个一事无成的蔫吧老头。若非70大寿，各忙各的儿女们也很难聚齐回家看望父亲。我特别关注三世同堂合家欢的寿宴那场戏：寿星老汉头戴桂冠，把生日蛋糕上的蜡烛一口气吹灭，默默许愿也与众不同——不是什么发财致富，也不是健康快乐之类俗套，而是“回乡还愿打棺材”。表面看起来男主角沉默寡言，性格懦弱，其实内心意志坚定，主意拿捏稳当。家人对他的怪心愿虽然惊诧质疑，但总算集体顺服了一次家长。陈德迅好不容易找回了久违的当家做主的感觉。

电影《最后的心事》剧照

二、爱心纠错归位：个人和家庭的心理治疗

暮年危机的50后父亲跟事业瓶颈的90后女儿相伴返乡，父女同病相怜，一路磕磕绊绊。相映成趣的是父亲微笑着告别陈年旧事，女儿轻盈地超越城市喧嚣。两代人心理都起了微妙变化，各自完成了心理治疗：父亲了却身前身后事而心灵安息静谧；女儿从故乡获取灵魂启示而对城市打拼前景充满信心。父女关系在“回乡还愿”的过程中逐步化解。

一般的“公路旅程模式”电影都比较喜欢节外生枝，冲突叠加，但新锐女编导龚洵不落俗套，不枝不蔓，把内心波澜起伏置于外部动作冲突之上。表面的平淡潜藏着灵魂的博弈，节奏律动和场面调度恰到好处，诗情画意就这样悄无声息地自然流溢而出。川陕杂糅的方言韵味幽长，山水相谐的取景锦上添花。观众须要留意父女二人长途跋涉返乡的路径：由东南城市向西北山区回溯，沿途景观必然显出巨大的精神文化落差和物质经济落差。陈老汉之所以选择绕道远行去见那三个曾经亏欠他的弟妹，并非去讨债出气，而是遵照主祷文教导的：“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太6：12）我们应当做的没有做，是债；应该说的没有说，也是债。免却债务才能在神审判之时保守无亏歉的清洁的心。如果没有从神而来的圣爱，陈老汉这种宽容谅解的大爱就不那么信实。我能够理解影片虽然没有追叙男主角性格形成的典型环境根据，但却实实在在使他活出了爱的见证。寻根即寻爱，寻爱必先通神，神是爱的唯一源头活水。女儿晓红一路上怒气冲冲、态度决绝，但最终被父亲的爱心感染，化解了对叔叔和姑姑的宿怨。父女血亲关系转型为师生教学相长关系，编导的独特之处在于——父亲（老师）对女儿的教育没有理论说教，而是身体力行的表率示范。爱，既需要感悟，又需要学习，还需要奉献、践行、传播。观众看到这里也许才会明白，古稀老人回乡打制棺材，其酒翁之意不在写实——“置办后事”，而在乎象征写意——“了却身前事”——放下怨毒、卸掉重担、将爱薪火相传。其实，有爱的地方，灵魂体协同诗意栖居之处就是人的家园。换句话说：无需“怀着乡愁的冲动到处寻找家园”（德国诗人诺瓦利斯），家园就在你自己向神敞开的心中。从这个意义上说，每个人“最后的心事”即放下包袱重担，留下美好见证，奉献灵性慈爱。学会爱人如己是我们一生的功课。

近年来，有关心理治疗的文艺作品日益增多，广受欢迎，但其中误区也不少。把心理治疗当作心灵鸡汤来喝，治标不治本。佛学、道学、儒学提倡的修炼点化、明心见性，都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的空谈。世界上没有哪个人能够成功实现自我疗救，只能他救——他救的外力也不来自任何人或任何团队，没有人能够自我超越或内在超越，人之救赎或外在超越的唯一源头活水在于创造人、供应人、爱护人、纠错人的全能神。人要想跟自我和解、跟他人和解，其前提是人神和好如初。没有神赐的恩典慈爱，人缺失了爱的能源，爱不起来。

电影《最后的心事》剧照

三、融入城市和归隐乡村的两难尴尬？

同龄的我能够充分理解古稀老汉“叶落归根”的乡愿，但我并不赞同影片在这个老掉牙的主题取向上用力过多（参见龚洵的编导阐述）。中华文化几千年离愁别绪的乡愿络绎不绝，乡恋执迷成为民族文化外向拓展交往的心理障碍。中华文化的稀缺资源恰恰在于旷野呼告和漂流守望。本片由于唤起了中老年人的集体无意识记忆，共情效果良好，但也迎合了愤世嫉俗者的逃避怀旧心理。

大多数现代中国人习惯于规律化的线性生活——两点一线或三点连线。

学 生：住家——学校

青壮年：住家——上班

老 年：住家——超市——棋牌馆

我提倡另一种生活方式：网状生活。

上帝起初创造天地万物之时，世界就已经成为互联网。但人类认识清楚网状世界的全息互联性质却历经漫长的万年过程。上帝创造两个性别性格不同的人，并促成人际交往关系（家庭内外），繁衍出错综复杂的社会网络建构。“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501页）每个人和每个民族的文化（文明）都必须在交往互动的网络中成长。社会学、心理学共同发现：个人和民族的交往半径越大，发展越健全，成就越高远。重庆家长把孩子送到北京或美国上学，不仅因为那学校更高级，而且因为孩子此后交往的群体对象更优化。

不识字的人属于传统文盲，缺乏交往和社恐的人叫现代文盲。

《增广贤文》说得有道理：“结交须胜己，似己不如无”。交往对象异己胜己比似己弱己的获益更多，落后民族主动跟先进民族交往是繁荣昌盛的必由之路。“三人行必有我师”亦为此理。跟有思想见识的对象交往，质量更高，正所谓“与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网状生活有两个主要途径：“读万卷书，行万里路”。阅读可以跟属灵作者获取的特殊启示交往，旅游可以跟自然与人文景观的普遍启示交往，因此，上帝喜欢人类迁徙旅游而讨厌蜗居乡愁。为了避免思想固化偏执，有效预防老年痴呆，我们可以选择一种常态方法：喝茶聊天（比微信对话效果更好），这里的所谓聊天，当然应该指涉思辨碰撞、才学互补、问题探讨，而非茶余饭后的闲聊龙门阵。至于交往对话的频率，每个人可以随机调适。

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索尔·贝娄的小说《晃来晃去的人》（1944）通过自我追寻和人生意义探索的情节，反映出人的普遍生存状况的困惑。影片中的父女二人在荒诞世界中同样进退维谷，处境尴尬。城里的人想冲出来，乡下的人想冲进城。融入城市和归隐乡村的两难尴尬，成为一个新的现实问题。实际上，许多城里人假羡慕乡村生活，不过换一换口味而已，当真让他们长久定居偏远乡村，又可能会叶公好龙、怨天尤人。真心喜爱乡野闲散生活如大卫·梭罗、陶渊明者寥寥无几，陶翁“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他之所以能够辞官归田、心安神定、悠然自由，关键在于“衣食无忧”，而非像人们误解的那样：喜欢贫穷、热爱劳动。千万别信这样的鬼话。大卫·梭罗的名著《瓦尔登湖》、哈代的小说《远离尘嚣》对城市生活太悲观，不如笛福《鲁滨孙漂流记》的城乡关系那么积极向上：鲁滨孙代表文明改造了野蛮，他不仅把物质建设带给了荒岛旷野，还把精神建设（信仰和恩爱）带给了他人。在属灵的人看来，城市和乡村的差别没有那么大。影片批判了多数派混日子的人生观（“日子好混得很呐”），人生不是混出来的，不管在哪里生活，人都应该为荣耀神而作见证，为爱人如己而奉献，就能彰显最优化的人生价值和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