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恩·唐纳，Jörn Donner1933年2月5日出生于赫尔辛基，在北欧被誉为“芬兰的巴尔扎克”，而获得世界范围的知名度则要等到他担任瑞典大导演英格玛-伯格曼的电影《芳妮和亚历山大/Fanny och Alexander》（1982）的制片登上奥斯卡领奖台以后。实际上Donner的父亲（Karl Reinhold Donner(1888-1935)），一位语言学家和赫尔辛基大学的讲师就是芬兰籍的瑞典人，据说祖上还有德国血统。1961年就在Donner和他第一任妻子瑞典女作家Inga-Brit Wik离婚前不久便应一家瑞典大报“Dagens Nyheter”的邀请赶往他父亲的故乡做该报的专业影评人。这一去就是六年，在此期间他认识了著名女演员Harriet Andersson（她在伯格曼的一系列电影里担纲女主角，如《Sommaren med Monika/1953》和《Gycklarnas afton / 1953》）并以她为主角,导演拍摄了自己最初的五部电影。他和 Harriet Andersson也因此朝夕相处，形影不离，彼此相爱，直到 1967年Donner返回芬兰。除了性取向和年龄上（帕索里尼要大十一岁）的殊异，Jörn Donner与同时代的意大利导演帕索里尼有颇多相似之处：两人都在青少年时期就出版过自己的作品，Donner1951年写了他的第一本书《VÄLSIGNADE LIV》（帕索里尼19岁时完成了诗集《Versi a Casarsa》)。帕索里尼的第一部电影《乞丐/Accattone》拍摄于1961年，2年后Donner的电影处女作《九月里的一个星期天/ En söndag i september》也宣告问世。或许两人的最大相同之处是反叛和左倾。Donner因在中学校刊发表激烈批评学校当局的文章差点被开除。1951-1954年他和 Christer Kihlman一块主编了激进的刊物“Arena”，并为芬兰共产党办的报纸“Vapaa Sana”写稿。整个六十年代，Donner一直是自由派报纸“Hufvudstadsbladet”---一份芬兰最大的瑞典文报纸的专栏作家。1971年，他拍摄的纪录片《他妈的芬兰/ Perkele! Kuvia Suomesta》对芬兰社会的不平等现象，统治当局对自由的压制以及工人为了多赚一点而不得不劳务输出到遥远的澳洲等问题做了无情的揭露。帕索里尼的“生命三部曲”（《十日谈》（1971），《坎特伯雷故事集》（1972），《一千零一夜》（1974年））在颂扬“真善美”的同时，把勃起和大量的正面全裸带进了主流电影。同样，Donner回芬兰后拍的四部片子（《白加黑》（1968），《六九年的性与爱》（1969），《女人的肖像》（1970）和《他妈的芬兰！》（1971）），每一部都让芬兰电影审查员伤透脑筋。然而，相比于帕索里尼电影里充满着对无产阶级和贫苦大众的无限同情（《乞丐》，《罗马妈妈/Mamma Roma》（1963）)，对资产阶级和法西斯的无比仇恨（《定理/Teorema》（ 1968），《猪圈/Porcile》（1969），《索多玛的120天/Salò o le 120 giornate di Sodoma》（1975））以及对古代和宗教题材的情有独钟（《马太福音/Il vangelo secondo Matteo》（1964），《俄狄浦斯王/Edipo re》（1967），《美狄亚/Medea》（1969）和“生命三部曲”），Donner似乎更可以称之为“芬兰的伍迪艾伦”。他和比他小二岁的艾伦常常喜欢用性喜剧 （Donner的《白加黑》，《六九年的性与爱》，《女人的肖像》，《Hellyys》（ 1972）和《Baksmälla》（1973），伍迪-艾伦的《性爱宝典》（1972）和《仲夏夜性喜剧》（1982），当然，帕索里尼的“生命三部曲”也是性喜剧，而且如果伍迪艾伦的这些电影被叫作“性喜剧”的话，那么帕索里尼的则应该冠以“情色喜剧”，而Donner的作品介于二者之间）的样式来解剖他们所处的中产阶层，并对男性沙文主义作深刻的反省。Donner和艾伦不仅都集编剧，导演以及制片于一身，同时两人均在不少自己的影片里充当主要角色。80年代后期以来， Jörn Donner把主要精力用在电影制片和政治上。他还是芬兰议会议员（1987-1995），芬兰驻洛杉矶总领事（1995-1996）和欧洲议会议员（1996-1999）。